一、引言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呈现阶段化特征是显见的历史事实。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化学说和罗斯托(Rostow,W.W.,2001[1])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广泛传播和应用,是经济发展阶段存在性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化证明。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结果,会因所持标准或尺度的不同而不同。依据生产力水平及其相关联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结构的差异,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区分为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形态;罗斯托关于传统社会、起飞前提条件、起飞、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的不同经济增长阶段,则是源于技术成熟度的增长动力和产业结构差别化的划分结果。如果把人类社会的生产区分为产品(服务)生产和人口生产两个类别,那么,前述两种划分方法都是从产品(服务)生产领域的某些特征性事实着眼的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将人口内生化问题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些学者(Becker,Murphy and Tamura,1990[2];Galor and Weil,2000[3];卢卡斯,2003[4];等)注意到,工业化前后人口生产的量质偏好结构迥然不同。